苏联解体的原因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从镰刀锤子红旗在克里姆林宫降下那一刻起，至今已过去20多年。这二十多年来，人们对于这个庞然大物的轰然倒塌的原因一直争论不休。不论是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也好，还是亲身经历了那场剧变的人也好，对于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仍然各执一词。

目前能够得到公认的是，苏联解体是内外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苏共的变质腐化、僵化的苏联模式、国内民族矛盾、西方的和平演变、军备竞赛、经济问题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以往的观点产生了质疑，并提出了新的认识。比如关于“斯大林模式”是不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先生带领一批学者经过深入研究，并经过多方讨论，最后达成共识，“苏共垮台、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的利益。”

[李慎明主编：《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8页。]再比如说国内的经济问题导致了苏联解体。针对这一观点，国外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在其所著《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里列出了大量的数据试图来说明苏联后期的经济并没有真正的出现停滞，只是增长的速度放慢了，“苏联经济在1985年至1989年即改革的前两个阶段仍继续扩张，只是在1990–1991年，当第三阶段社会主义体制瓦解被感觉到了的时候，经济才开始紧缩。”[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82页。]

俄国学者、政治家德·格·诺维科夫也提出：“关于社会国民经济缺少活力的这种结论没有得到客观数据的证实。苏联经济是最稳定的一种经济。在苏联时期，公民社会福利稳定增长。在1928–1987年这段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倍。即使在80年代，经济年均增长也达到了3﹪–4﹪，这种发展速度是发达国家的标准”。[李慎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20周年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9月，第19页《摧毁苏联的原因：俄罗斯进行的争论及一些结论》德·格·诺维科夫（俄）。]诚然，苏联后期的经济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不像人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严重，经济问题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非如前人所想的那样巨大。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人们对于苏联解体的认识又会有新的发展和变化。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这一角度来再一次探究苏联解体，以期能得到新的认识。

一、苏联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1917–1985）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从社会主义苏联建立那一刻起，苏联领导人就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和斗争。不管是列宁也好，还是斯大林也好，都把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建设中的突出位置，并在以后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即由苏共党内的“二把手”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苏联领导人对意识形态领域如此重视，原因可能主要有三个：

第一，苏联建立过程中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在19世纪末以来，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完成，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较为繁荣的局面，一定程度地掩盖了阶级矛盾。1896年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以德国的伯恩施坦为代表提出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解决当代重大问题，应当予以全面“修正”，也称之为伯恩施坦主义。当时以列宁为首的进步人士就同“修正主义”分子展开了激烈斗争。而在俄国的革命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为此展开了长期的坚决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所以在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是异常的激烈，正是有鉴于此，苏联领导人才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如列宁自己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1页。]

第二，苏联建立后严峻的国际国内局势。社会主义苏联建立后，在国内各种反动力量尚未完全扑灭，他们伺机而动，时刻企图恢复旧的统治秩序。在国际上，西方列强仇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社会主义苏联进行封锁和直接的武装干涉，力图将其扼杀在摇篮中。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局势，苏联唯有尽可能地强化国家机器来应对国内外的威胁。而意识形态的斗争，自然也是丝毫不能丝毫放松的。“十月革命后苏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同时也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孤岛，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来自国内外资产阶级、敌对势力反抗和颠覆的威胁……苏联将境内各民族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最大纽带就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又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郭燕：《意识形态、国家认同与苏联解体》载《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8月25日。]

第三，深处困苦灾难中的俄国人民需要一面精神旗帜来指引。列宁曾指出“俄国是帝国主义链上最脆弱的一环”，虽然此前沙皇俄国也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仍然大大落后于美国、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俄国的人口比例中，农民和农奴占了绝大多数。他们饱受国内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以及外国资本家的压榨，生活极端贫苦。从1914年开始，俄国又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应付战争的需要，当时的沙皇政府又加强了对劳苦民众的掠夺，使广大的无产阶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正是二月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背景。但二月革命成功后不久，俄国又再次爆发了十月革命。这深刻地说明了当时俄国国内的动荡局势，而局势的剧烈动荡又进一步说明当时的俄国人民还并没有找到一条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发展出路。即使在十月革命成功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俄国人民并不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农民和农奴对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几乎毫无认识。因而，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民群众，为了给受苦受难的劳苦人民指引一条明确的发展之路，意识形态的工作就显得尤为迫切并十分需要了。“俄共（布）不但要克服严酷的战争和极端匮乏的物质生活条件带来的种种困难，还要领导工农大众建设新社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不仅要粉碎敌对势力对苏维埃政权的各种污蔑，还要在群众中开展共产主义教育，树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周尚文：《意识形态堤坝的崩溃与苏联解体》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3月15日。]关于这一点，列宁就曾告诫全党：“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 《列宁选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9页。]

可以说，在苏联建立前期，列宁对于苏联意识形态的工作倾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并且也做得比较成功。可到了斯大林时期，一些问题开始出现了。我们知道，斯大林的上台也是伴随着一系列尖锐的斗争过来的，在取得权力以后，斯大林在意识形态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是把列宁“神化”，树立列宁主义的权威。第二是把自己说成“列宁的学生”，是列宁的正统继承人，宛如“活着的列宁”。说到底也是为了树立斯大林个人的权威。这样一来，就很容易的出现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思想的僵化等一系列问题。1938年，苏联出版了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学习党史本是一个党员应该要做的，但是当时的苏共领导却把党员对党史的学习，对理论的运用“模式化”、“僵硬化”，从而禁锢了党员的思想。但即便如此，虽然当时苏联意识形态的工作出了点问题，但由于当时多数的苏共党员，特别是斯大林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比较深厚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但再往后到了赫鲁晓夫时期，问题就开始严重起来了。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危害》的秘密报告，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缺乏客观冷静的分析。一时之间在苏联国内和苏共党内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思想混乱。随后赫鲁晓夫又提出“全民党”“全民国家”“苏联已不存在阶级矛盾”等口号，将列宁以前极力反对的“普遍主义”搬上苏联意识形态的舞台。而历史已经证明，不管是全面否定斯大林也好，还是赫鲁晓夫的一些口号也好，他都犯了历史的错误，他不仅影响了当时许多人，还影响了后来戈尔巴乔夫等一批“苏共二十大产儿”。原本铁板一块的苏联国家意识形态出现了裂痕。再到后来的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进行了小修小补，但总的说来，勃列日涅夫本人在意识形态上几乎没什么成就可言，相反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是越来越僵化，越来越缺乏活力。后来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时间太短，也没有改变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苏联的领导人（包括后来的戈尔巴乔夫），除了早期的列宁和斯大林以外，没有哪一个最高领导人谈得上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的。难怪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也会愤慨：“在意识形态领域，破坏性倾向战胜了实证主义倾向。这是因为苏共，准确的说，因为它的中央和几任总书记在整个后斯大林时期一直没有能够对全党和全社会提出要求克服侵蚀党和社会血肉肌体的教条主义的任务（除了安德罗波夫，但他来得及做的只是指出这种必要性）。在这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世界上，在我们国内，教条主义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状况，而他们却不懂得深入进行科学分析、认真发展建设新型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必要性。”[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5页。]其实不光是最高领导人，到后期的整个苏共中央在社会主义理论素养方面都有所欠缺，“50年代后期，随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苏共中央领导层多数来自经济和组织部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有限，理论素养不高。60年代前后，苏共的意识形态组织领导水平下降的情况更加明显。”[李慎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苏联解体20周年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9月，第180页《苏共亡党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教训及时代警示》朱继东。]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苏联的意识形态到了后期，不管是从领导人来看，还是从整个苏共来看，貌似固若金汤，其实已危机四伏。